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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煜辉 的博客

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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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湖南长沙人,经济学博士研究员。现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,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,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多所大学特聘教授,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访问学者,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、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担任风险管理顾问。经常受邀参加国务院办公厅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咨询会、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证监会宏观经济形势咨询会。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、国际经济学、金融市场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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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正确认识改革与增长的关系  

2013-12-12 14:42:2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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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 刘煜辉/

应正确认识改革与增长的关系

 

习主席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前一周在湖南视察工作时,公开讲过一段话。“转方式、调结构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,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,否则资源、资金、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,就转不过来、调不过来。”

这段话虽然没有明确讲经济增速的合理范围是多少,但它非常清晰地点出了改革和增长速度之间的逻辑关系。要想推进转方式和调结构,就必须要牺牲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。

改革对短期经济增长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。

比方说是减杠杆、去产能,如加强对国企治理的管理,加强对地方财政和投资的管束,清理银行影子业务等等,无疑对经济增速影响是负面的,特别是短期对增长影响会立竿见影。但这种阵痛对长期是有大利的,它降低了未来经济的“尾部风险”,增强宏观的稳定性,是值得的。

再比方说另外一些方向的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提振的效果,如放开二胎政策,户籍制度的改革,有助于提振内需;如减政放权、放开创新,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等等各方面,能提高经济效率。但是它们可能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会比较缓慢,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。

所以,现实中可能会出现改革对增长速度的正向影响不能对冲掉负向影响,在某些时间段不能形成一种“无缝对接”的效果,从而在改革前期出现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,这是非常正常的,也应是预期之中的。

中国现在最应该避免的是:为了保增长把减杠杆推迟了(甚至进一步被动累积杠杆),而对经济增长正向效果(加需求、增效率)的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,我们就浪费了改革最好的时机。

1 中国整体债务率2009年开始迅速上升,2009-2010是第一轮加杠杆,2012-2013年是第二轮加杠杆。

 

不应过分担心就业,关键是提高就业与增长的弹性

从劳动力供给看,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首次出现下降,下降了345万。未来10年每年会下降500-600万。 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的窗口关闭了。

2 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

  从劳动力需求看,经济吸收就业的能力并不疲弱。今年前10个月新增就业1066万人,就已经超过今年就业计划(尽管经济在下行)。这说明,由于服务业增长很快,目前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可能正处于上升趋势。由于中国现代服务业未来的成长空间巨大,可以预计这种弹性的增长还会持续很长时间,这本身也是经济向更均衡的成熟经济体转型的过程。

如果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速所带动新增就业的人数从150万提高到200万,中国未来可能只要5-6%的增速就可以实现就业目标。

 

中国应对经济减速的政策空间充分

应对减杠杆和去产能,中国手中还有牌。比方说,我们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健康的,债务率目前处于较低的水平(22%)。所以我们如果利用好仍处于健康状态的中央政府的表,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至中央政府的表上,统一进行债务重组(具体执行的技术细节可以再进一步探讨,比方说这一次中央可能要跟地方和银行谈一个价格,不能全额埋单,要倒逼硬化债务约束机制的建立,从体制上消除未来道德风险的发生)。

先转移杠杆,再行去杠杆,如果组织有序的话,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无序相互践踏,将有效缓解流动性紧张,可以降低存量债务系统循环的成本,也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裕的流动性。

所以中央政府的财政要保持适度的弹性,至少在最近两年。目前中国对外公布的赤字率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财政,如果加上地方政府财政,2009年开始中国财政的实际赤字率平均在7%以上。

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测算,2009 年中国的广义财政( 包括中央和地方) 赤字占GDP 的比重比2008 年增加了7.6个百分点,达到15%,表明财政政策极其宽松。在随后的两年里,广义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到2011 年的5%,但到了2012 年则再次明显放松,赤字水平接近10%。
   
广义财政赤字水平一定要控制住,但结构必须变化,节制地方债务,为中央财政腾挪发债空间。

 

未来中国宏观政策考虑的方向:并不是要关死流动性的闸门,而是让流动性改道,流向效率的部分。 为此,中国必须积极推进庞大的存量债务的重组。

在未来两三年,中国可能要考虑有序地允许以下三件事情的发生:一是要允许僵尸企业关厂和破产退出;二是要允许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地方在建项目下马缓建,甚至停建;三是要允许僵尸信用终止,即信用市场违约和银行坏债的显性化,积极支持银行进行坏账的清理和核销。现在的状态是大量的增量资源被无谓地消耗在这三个方向。

终止僵尸信用的后果是经济短期下行的力度加大,资产价格的下跌。但应对这种状态的政策空间非常充分。

 如果僵尸信用真进入「破」的状态,政策空间反而豁然开朗。比方说,

1、可以强化资本项管制,可考虑“类托宾税”政策,防止短期资本大进大出;

2、可以迅速松绑汇率管制,增强弹性,使中国完整工业链重新获得动力,提振经常帐盈余,改善流动性的外部条件;

3、甚至可以实施某种程度的量宽(主动推低利率水平),从而降低整个债务体系滚动的成本;

4、开展金融救助措施,进行资产置换,类似于当年AMC的撇坏账模式,如发长期低利率特别债券对现有银行债权进行购买,积极推进债务重组;

5、实施可控的赤字财政政策托底社会底层(失业救济、失业保险、劳动力培训)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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